流行用語是社會大眾對於特定用語，因為心有戚戚焉，群起模仿使用的流行產物。正因為多數人心有戚戚焉，這些用語往往可以讓我們一窺社會的現象。
厭世姬在其臉書專頁「厭世動物園」中，分享了許多漫畫，主題多為年輕人面對保守的社會文化、僵固的性別勢力、低薪窮忙過勞的勞動現場，所表現出來的眼神死與厭世感。這些漫畫深獲好評，不僅吸引近16萬網友按讚，也讓她有機會發行LINE貼圖、實體書、手帳等周邊商品。
吳承紘則走入青貧階級，實際採訪個案，了解他們的現實處境，再寫作而成《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一書。這本書因為處理的主題是「台灣社會十年關鍵字」，已經被形容成「定義台灣的書籍」。
確實，「厭世」就是當代台灣的社會現象。在低薪與高房價中，年輕人看不到買房成家的希望；因此導致的低生育率，則讓整個國家命運不知所終。然而，身處厭世氛圍中，我們又能怎麼辦呢？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在1942年出版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也許可以為我們指出一個出口與方向。
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將人因為現實世界無法依其期待而運作，所導致的心理脫節狀態，稱之為「荒謬」。這種荒謬感在厭世時代特別清晰，在承平時代或許不是那麼顯眼，但是不論哪個時代的人，一旦開始思考，都會發現荒謬無所不在。人生在求學、工作各階段再怎麼努力，也無法避免衰病老死，終至一切歸零，就是最極端的例子。
如果確如卡繆所言，荒謬的厭世感就是外在現實無法滿足內在期望，因而導致的心理狀態，那麼厭世似乎是不分時代與國家，所有人類都可能會有的狀態。然而，就斯拉維．紀傑克（Slavoj Zizek）在《論信仰》一書的論點而言，並非如此。
紀傑克認為只有在現代的反身性社會中，生活自身不再「依自身運轉」，不再具有自發傾向，反而成為一種「上癮的對象」，被過剩玷污，包含了不再適合前現代單純生活歷程的「剩餘物」時；當「活著」不再意味天真、單純地聽從傳統、宗族或上帝以追求穩定日常，而是意味在「上帝已死」的情境下，唯有「激烈地附著」或執著於某個過剩的真實內核才算「我真正活著」時，人們才會先自覺地反思人生的意義、存在的價值，並與自身所處境況做對比，進而因為自我與世界的脫節狀態，產生荒謬厭世感。換言之，「荒謬」作為反身性的產物，只專屬於卡繆與我們這些現代人。
那麼，現代人怎麼面對荒謬呢？卡繆進而論證，若不是「自殺」，就是「希望」；然而這兩種方式都不好。自殺者固然看清世界的荒謬本質，且不打算以宗教等任何神秘幻夢掩飾，卻因為自殺讓生命停止更多元、更豐沛的可能性，不免陷入失敗之中。希望者一度看清世界的荒謬本質，卻為了逃避痛苦厭世感而建構虛無的希望，訴諸先驗不可知的存在，也不免讓自己活在自欺欺人之中。
對卡繆而言，面對荒謬的真正態度，應該是像薛西弗斯那樣，當個荒謬之人，不輕言放棄，但也不對未來抱持虛假的期望—就只是與荒謬纏鬥到底。正如本書最末章所言：「眾神懲罰薛西弗斯，命他不停地推著一塊巨石上山，到了山頂，巨石又因為自身的重量滾落下來。……再也沒有比徒勞無功、沒有希望的勞動更可怕的懲罰了。……薛西弗斯這眾神世界中的小人物，無力對抗卻又反抗，他清楚明白自己生存的境況是如此悲慘……。這個清醒洞悉折磨著他，卻也同時是他的勝利。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
當厭世代已然洞悉社會與存在的荒謬本質時，也許更迫切的下一步是保持警醒，並不斷地與這荒謬搏鬥下去。「通向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兌爾特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