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第3項宣示：「家庭為社會之當然基本團體單位，並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然而，台灣歷經工業化與都市化後，因為生產模式與經濟結構改變，傳統核心家庭已愈趨個人化、原子化，而不再關乎共同生產。至於社區，固然是政府以總體營造政策扶持的生活共同體，卻又不時在國土開發或都市更新計畫下成為釘子戶，被強迫拆遷四散。
基於當代核心家庭與社區在共同生產、共享資源、共同存續等面向，遭遇前述矛盾困境，展覽《最小共存單位》因而透過孫以臻策展，多位藝術家或團體參展，試圖基於當前社會實際條件，在家庭與社區以外重新想像社會最小共存單位，藉以讓原子化的個人能夠與他人聚集起來，共同生產另類知識乃至於政治主體，進而打造自我組織、自我協商的共存單位，從而不僅能在大環境中存續下來，也能重新構築新型態的網狀整體社會。
展覽首先以攝會主意影像工作室長達約120分鐘的影像作品《華光（曾經）我的家》，呈現台北市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的過程，藉以回應策展論述有關社區營造與迫遷的矛盾困境，也讓觀眾在住戶激烈的抗爭情緒或真實的生存困境中，產生「家沒有了，社區沒有了，該怎麼辦？用什麼取代？」的問題意識。
展覽進而呈現能盛興工廠、愁城、120草原自治區等三個案例，以便想像能夠取代核心家庭或社區的最小共存單位的真實面貌。
首先，能盛興工廠成員以台南市信義街一座廢棄鐵工廠為基地，並以公社的共享與自治精神，將工廠維持為非營利空間，舉辦「彩虹台南遊行」等各種展演、活動與分享會；又為了維持運作，其租金與其他開支均由成員在外兼差、打工共同負擔。然而，今（2018）年一月，因工廠租約到期與其他諸多考量，能勝興已轉為無固定據點的遊牧式團隊繼續運作，並以社群軟體作為主要溝通媒介。
其次，愁城去（2017）年租下大直公寓，用作樂團排演、生活與工作，也偶爾舉辦各種座談、討論與影片放映活動。愁城作為一個組織，看似鬆散、缺乏明確分工，也沒有科層；小至日常庶務，大至團體目標，都是透過定期、共識決的討論來決定。
第三，李奎壁作品《閃焰經濟學：租借烏托邦》以今年在台北華山瞬生即逝的120草原自治區為靈感，訂出電鍋、爐具、樂器、燈具等物品租借價，藉以形構一個不同於所有制的租借制烏托邦，另一方面也把載明草原精神的看板租借價釐定為77萬餘元天價，暗示其認為有關共同維護、分享與捐獻、尊重、負責、展現自我等草原精神，比其他用品更有價值。
以上三個案例在固定據點、組織性、長遠規劃的有無、經濟來源為何等方面有所差異外，在成員的自由流動度與團體存續的可能性上也有所不同。類似120草原自治區、「海或‧瘋市集」的臨時集會，顯然是最富自由與能動性的，但同時也是最容易消散無蹤的；類似能勝興的非營利空間，固然具有社會共享精神，卻是以成員在外兼差、打工作為代價。
不過不管是哪一種形式，如果要在實體上永續存在下去，或者至少精神上永續存在下去，都必須就自身的理想與價值，與一般大眾進行溝通，否則輕則不被接受，重則引來媒體、民代或警方等打壓。王又平、李佳泓、黃奕捷、廖烜榛等四位藝術家拍攝長達89分鐘的影片《錢江衍派》，即是基於家人雖肯定過去台灣民主發展，卻質疑當前社會運動，於是邀請家人飾演戒嚴時期異議份子，從而使他們逐漸進入當年回憶，進而也對當前社運有了更開放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本展固然是以前述核心家庭及社區在當今社會的矛盾困境作為出發點，來想像可運作的社會最小共存單位，但是傳統大家庭的共同經濟生產功能，對於新型態的最小共存單位而言，已被策展論述置換為共同另類知識或政治主體生產功能。這顯示了本展認為對未來的最小共存單位而言，共同生產另類知識與政治主體的功能更為核心，也暗示了經濟上的共同生產雖已個人化而不再是核心家庭的本質，卻也無法輕易地由新式最小共存單位加以收編。
這不禁讓我進一步想像，也許未來社會真正可以實現的，是各式各樣最小共存單位或原子化個人的多元、多層次、自由流動式交疊：一方面，個人保有難以向最小共存單位交付的堅硬核心；另一方面，個人則傾向於在不同的共存單位內，與他人共同生產、分享、協商與組織堅硬核心以外的事物。
兌爾特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