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社會互信的防疫悲劇—《即刻封鎖》

  英國電影《即刻封鎖》(Containment, 2015)有一個令人激賞的開場:幾棟造型簡約、規格一致、顏色冷峻且杳無生命氣息的現代住宅大樓,聳立在夜色當中。以這個影像作為隱喻貫串全片,將會發現這部片並非只是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是一部致命病毒透過空氣迅速感染人類的故事,反而更是在探討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互不信任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符應重建居所的需求與嬰兒潮的出現,現代主義集合住宅伴隨其簡約與規格化的特徵,在全球大量複製生產,成為世界大同的國際風格,至今未歇。

  台北當代藝術館今夏舉辦《少年當代未終結的過去進行式》展覽,其中一件名為〈理想房屋〉的作品,即重新審視台灣戰後集合住宅史,以信義公寓(1964)、安樂大廈(1967)等仍實際存在於台北東區的建案,重現台灣自冷戰時期以來,受國際風格影響,逐漸邁向現代化的集合住宅美學。

理想房屋

  這些現代集合住宅,不管是幾十年前建設的公寓大廈,抑或是近年來拔地而起的超高樓層社區大樓,在疏離的社會結構下,不免產生住戶雖然共同居住於同一建造物內,卻往往互不相熟或相識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社會角色扮演穩定、社會流程運作順暢的日常,或許不是什麼問題;但要是發生難以預料的危機事件,就可能引發一連串的互相懷疑、否定與攻擊傷害。

  本片《即刻封鎖》的主角們居住在同一個社區大樓,一早醒來發現家中停水停電,門窗全都被膠堵住而出不了門;伴隨窗外有鄰居被穿著防護衣的人員驅趕到帳篷中,不從即被射殺的駭人景象,卻是廣播語音不斷諷刺地傳來:「目前情況正在控制中,請住戶毋須驚慌。」

  主角群不明所以然,為求自保,於是打破長年隔絕彼此的三夾板牆壁,聚集在一起,互相自我介紹,首次認識彼此,並決定合力反抗。他們捕獲一位女軍官做為人質,才從她口中知道,有確實會迅速致命的病毒感染事件正在發生,而政府正在社區進行隔離檢疫工作。

Containment1

  前述主角群捕獲女軍官的舉動,引來其他已被感染鄰居的覬覦,希望接近他們以及女軍官,以便獲得疫苗。而主角群這時因害怕被感染,必須堅守門戶,與這些受感染的住戶保持距離。然在此同時,政府也因為其他住戶攻擊防疫人員,出現防疫破口,為了避免疫情向社區外擴散,傷害更多國民,開始透過空調管道施放致命毒氣。

  在非洲豬瘟席捲非、亞、歐三洲的當下,「防疫視同作戰」,成為未感染地區人民琅琅上口的一句話;豬隻大量撲殺,則成為已感染地區不得不然的舉措,韓國方面,甚至有因撲殺豬隻而血流成河的照片流出。

韓國

  「防疫視同作戰」言之鏗鏘有力,但本片主角群中一位老太太卻不斷呢喃,戰爭不是這樣的,戰爭是有規則、有界限的;言下之意即,超過這個界限,就是不對的,在戰後就會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

  然而本片的防疫不只「視同作戰」,更是「超越了戰爭的界限」。在片中病毒有其迅速感染致命威力的設定下,政府將國民劃分為感染者與非感染者,並且為了保全後者,在前者不願配合隔離、檢疫,甚至殺害防疫人員時,必須加以撲殺。其結果,政府人員、住戶都死傷慘重。

  片商為這部電影寫了一段簡介:「在這場病毒災難中,誰能生存到最後?」

Containment2

  結局顯示,社區住戶以及進入社區工作的政府防疫人員,基本上都死了。住戶之所以死,是因為懷疑、不信任而勇於抗爭,實際上卻不知道抗爭什麼;更是因為知道真相後,為求自我生存而自相殘殺。至於被派遣到現場執行防檢工作的政府人員之所以死,則是因為坐在辦公室遙控現場的上級指揮官,因為不相信人民自我判斷與克制的能力,決定隱瞞疫情逕行隔離,不從即予撲殺,所導致的住戶群起反抗。

  當不可見的致命危機襲來,如果你是政府官員,你會願意相信人民自我判斷與克制的能力,誠實發布疫情,同時籲請人民配合隔離,還是因為害怕大眾恐慌以及可能導致的騷亂與疫情擴散,不告訴他們發生什麼事,就只是把受感染與有感染風險的住戶隔離起來呢?如果你是住戶,而政府選擇了後者,你又會相信政府對你施加的任何措施都是好意,還是直接否定,並且決定對政府反抗到底呢?

  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前述問題無疑難解。面對社會分崩離析的狀態,年末PS4遊戲大作《死亡擱淺》(Death Stranding),乃是把社會重構為一個整體的希望,寄託在南來北往輸送物資的送貨員身上;相對而言,本片則把希望寄託在藝術家和小朋友身上。

死亡擱淺

  本片主角是一位藝術家,他平時性格孤僻,不願與鄰居往來;危機發生時,相對於這群住戶中的好鬥份子或滿口陰謀論的人,反倒最能維持一個健康的批判心態,理性分析、中庸處事,不妄念,也不妄動。

  透過這位藝術家無私地奉獻生命,小朋友最後才能夠存活下來,一方面為這齣失去社會互信的防疫悲劇留下一點美好人性,另一方面也暗喻了藝術家工作的創「生」性與自我犧牲性。而透過小朋友的存活獲救,則不只彰顯了他身體上沒有被感染,更重要的是,他心理上也還沒有被各種對立、不信任感所污染,而這正是一個崩塌社會能夠重構為整體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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